什么是发疯文学？它竟然也是艺术？！

当你打开朋友圈，看见大段逻辑古怪的文字，无须困惑，这便是新晋顶流网络黑话——“发疯文学”。顾名思义，“发疯文学”往往情绪饱满、锋芒锐利，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怨气与疯劲。生产者大方体现自身不稳定的精神状态，以戏谑挑战理性，用荒诞抵抗虚无。

翠西·艾敏《这是开始》，布面丙烯，182×214cm，2020年

然而在许多人眼中，“发疯文学”是一种新式的“赛博精神病”。缺乏存在感的年轻人追趋逐耆、跟风玩梗，让无病呻吟取代了阳春白雪。除了做些“毁灭世界”的反派美梦之外，他们似乎一无是处。

“矫情”“幼稚”“不能吃苦”“谁还没经历过呢”……诸如此类的批判之声纷至沓来。“发疯文学”与“喜怒不形于色，好恶不言于表”的传统美德相悖，忍耐哽喉的苦味、消化极端的情感或许才是走向成熟的正确表现。

做人哪有不发疯的？强撑罢了！

做人哪有不发疯的？强撑罢了！

做人哪有不发疯的？强撑罢了！

克里丝汀·艾珠《圈圈叠叠》，布面油画，170×200cm，2011年

塞西莉‧布朗《曾拥有一切的女孩》，布面油画，254.3×279.4cm，1998年

“天才与疯子比邻”的论断自古有之，非凡创造力似乎与癫狂有所关联。16世纪前，理性与非理性尚未壁垒分明，人们非但不歧视疯癫，反而迷恋它的神秘与玄奥。自德谟克里特到柏拉图，哲学家们共同构建起了“艺术灵感说”的理论体系，认为“发疯”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状态，只有在疯狂的状态下才能接受神的旨意并完成创作。

希罗尼穆斯·博斯《人间乐园》（局部），木板油画，220×389cm，1490-1510年

而在文艺复兴时期，以堂·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为代表的“疯子”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疯”与“怪”一度成为文艺作品中的重要议题，被予以特殊美感。

荷兰画家希罗尼穆斯·博斯（Hieronymus Bosch）便以创造荒诞诡谲的景观塑造闻名——巨型乐器赫然耸立，变异猛兽啃噬着赤裸的躯体。当同期艺术家钻研光影、歌颂人性之际，博斯笔下的疯狂异象也能另辟蹊径、吸引许多拥趸。

到了1945年，画家让·杜布菲（Jean Dubuffet）面对精神病患者的创作惊叹不已：“疯狂使他们逃脱桎梏，展开幻想的翅膀。”此后，他广泛收录、积极研究边缘人士的作品，并提出“原生艺术”的概念。在其创作中，深情与疯狂共生，纯真与混沌并存。那些粗狂的线条、浓厚的色彩、扭曲的肖像早已挣脱学院派的桎梏，散发着属于原生艺术的独特之美。

杰克逊·波洛克《Free Form》，布面油画，48.9×35.5cm，1946年

疯狂是创作的灵丹妙药，而艺术也是疯狂的发酵温床。所谓不疯魔不成活，对于许多艺术大师而言，“非理性”才是常态。杰克逊·波洛克与抑郁症斗争多年，又在生活中频繁地自我放纵——酗酒、飙车、口出狂言、毁坏财物……如此魔鬼般的破坏力也只有在艺术世界中才能获得认可与原谅。卸下尘世枷锁，堆叠错置的颜料将张力与气势尽显，一笔惊起千层浪。

草间弥生《Infinity Nets (Xaz)》，亚克力油画，73×90.8cm，1999年

草间弥生《南瓜》，亚克力油画，1997年

马克·罗斯科《No.1 Royal Red and Blue》，布面油画，288.9×171.5cm，1954年

格哈德·里希特《抽象画747-1》，布面油画，200×200cm，1991年

疯癫不具有传染性，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。因为被冠以“疯子”的名号便意味着被同类放逐、即将面对永恒的孤独。

当代语境下的“发疯”已不止于病理学含义。福柯在《疯癫与文明》中有言：“随着历史的发展，疯癫从正常行为中分离出来，被推到了理性的对立面，逐渐失去了话语权。”疯子，是理性世界的不顺从者；而控制疯子，是一种维护固有秩序的排他性手段。

马丁·基彭伯格《Martin, into the Corner, You Should Be Ashamed of Yourself》，1989年

胡安·米罗《Hirondelle Amour》，布面油画，199.3×247.6cm，1933-1934年

在艺术领域，留名者往往都是格格不入的怪咖或者不被理解的异类。例如，周遭的恶言一再加重了胡安·米罗的抑郁症——年少时，因被老师质疑“不是学艺术的料”而沮丧退学；首次个展上，自己的作品又被嘲笑不如“画面上的污渍”。但所幸这些评论并未动摇其追寻自我的道路，鲜明的色彩与漂浮的元素令人过目不忘，米罗也为艺术史添上了不可替代的一笔。

此类事件屡见不鲜，雷诺阿与莫奈被官方沙龙拒之门外，立体主义画家对杜尚《下楼梯的裸女》不屑一顾，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波普艺术被批评为艺术界“最愚蠢的转向”……不容于众的异类标签为先锋者带来了无数困难与挫折，但大浪淘沙后，误解与隔阂终究会消弭殆尽。

马塞尔·杜尚《下楼梯的裸女》（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），布面油画，147×89.2cm，1912年

约瑟夫·科苏斯《Essential C.S. #6》，白色霓虹灯，15×92cm，1988年

当不确定性填满生活，人们心中便会充满对于未来的隐忧。今时今日，年轻人情绪堆积、出口难寻，便只能通过“疯言疯语”、宿舍养狗和集体爬行等行为加以释放。发疯，是一种对于社会压力和生存困境的抵抗。

霍安·科内拉《你让我恶心》，丝网版画、纸本，48×48.3cm，2019年

布鲁斯·瑙曼《One Hundred Live and Die》，299.7×335.9×53.3cm，1984年

萨拉·凯恩（Sarah Kane）是“直面戏剧”（Inyer-face Theatre）的代表人物，也是当代戏剧艺术的重要一员。在其作品中，人们可见“发疯文学”的踪迹——台词粗俗、情节荒谬、野蛮行为遍布，疯癫的人物之间充斥着谵妄的对白与喋喋不休的抱怨。展演结束，留给观众的只有无限的错愕与恐惧。

“直面戏剧”的中文译名借用了鲁迅先生的句子“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”，萨拉·凯恩借“发疯”挑战固有的审美准则，探讨人类的自然本性，如惊雷般带给戏剧界以震颤。

“发疯”式的情绪宣泄方式很尖锐，也极易引起共鸣。以“发疯文学”为例，一群用户制造、传播大量相似的语言和表情包，再在网络圈层中找到共鸣者，便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网络狂欢。

伊夫·克莱因《坠入虚空》，1960年

这种面朝外部世界的集体“发疯”，是对“精神内耗”这一议题的延续。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，这些网络热词都是当代年轻人精神危机的投射。他们成长于经济上行、社会蓬勃发展的时期，又很快面对后疫情时代的种种挑战与愈加严峻的生存困境。旧有的经验失效，他们开始质疑父辈的人生规划，重新思考自我价值与生命意义。

基思·阿奈特《自我埋葬》，1969年

我悲哀

我深感前途无望并无药可救

我厌烦一切 不满一切

一切都无法消蚀我的愤怒

一切也无法重建我的信念

这不是一个我希望生活的世界

——萨拉·凯恩《4.48精神崩溃》

此外，“发疯文学”还引发了对于死亡这一禁忌话题的讨论。所谓“向死而生”，恰恰是死亡定义了生命的意义。无论是动辄寻“死”的“发疯文学”，还是视频网站中播放量超过300万、收藏人次近60万的《哲学：死亡》课程，年轻人正在诸如此类的反思中，尝试构建自己的生命意义，并拒绝被传统、世俗的价值所绑架。

语言造就人类，盛行于互联网的“当代语言艺术”亦是当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展现。你能否接受如此“发疯”的创作模式？你身边是否有“发疯”行为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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